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,一直是中共党史和抗战史研究的重点。相关研究多从政策形成、政策实践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等角度睁开叙述,现实上,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适用计谋推行全党之前,基本承载了抗战前期中共正当性论说的基础,其理论职位不能小觑。此外,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在作为牢固政治表述前,其所包罗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,如抗战主体是“人民”照样“民族”、抗战形式是“团结”照样“统一”,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频频讨论。

一段时间内,这些词汇同时活跃于中国的言论舞台。那么,这些有争议的词汇最终是若何被选择的?为什么这样选择?这其中既有头脑的逐步厘清,也有话语的暂时妥协。本文借用语言学中“词汇竞争”(lexical competition)的看法框架考察1936年至1937年间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这一政治表述的天生,以期推进相关研究。

抗战组织形式的开端厘定:“团结战线”与“统一战线”

“人民阵线”与“民族战线”的区分,是围绕抗战主体这一问题的辨析;而“团结战线”与“统一战线”的分野,则是有关抗战组织形式的论争。

只管我们常以“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”或者“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”指代大革命时期的国共互助,但这一时期党内文件一样平常郑重使用“团结战线”一词。中共确立初期,陈独秀、蔡和森等在差别场所提倡过“团结战线”或“民主团结阵线”。1922年5月23日,陈独秀在第一次天下劳动大会上主张中国共产党、无政府党、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应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中相互提携,“结成一个团结战线(UNITED FRONT)”,以此制止互相冲突。United Front既可作“团结战线”,也可为“统一战线”,而陈独秀选用前者,无论自觉与否,都暗含了对本党自主性的保留。7月,中共二大提出团结天下一切党派,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,组织“民主的团结战线”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。决议使用“民主的团结战线”指称这场所作,亦是强调在互助的同时保有自力。1923年,瞿秋白在论证无产阶级介入国民革命的主要性时,更是明确区分了“统一战线”与“团结战线”。他指出,中国的国民革命应当与天下的社会革命实现合流,但无产阶级向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与其他国家差别,先进工业国是由“无产阶级统一战线”生长为“劳工独裁制”,而中国是由“国民运动团结战线”生长至“革命独裁制,然后再进”。这里的“统一战线”显然特指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互助。可以说,在第一次国共互助历程中,除特指一致对外的“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”外,中共一样平常郑重选用“团结战线”。

应该说,对“团结”与“统一”的区分,中共早有自觉。“团结”一样平常强调存在多个主体,几方形成一股协力一致对外,其互助不强求以一个主体的样貌出现。“团结战线”倾向强调团结的历程,是一种进行中的流动样态。与之相比,“统一”既可作动词,也可示意一种静止的完成状态,偏重指由一个主体来主导并杀青“统一”,更多强调融为一体的状态。对“统一”与“团结”二词的仔细分殊,展现了中共早期革命历程中对自身主体性隐秘的坚守。

然则,在半殖民地中国庞大的事态下,中共的这种警醒未能落实于详细实践,以致革命遭受重创。八七集会上,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批判此前的互助政策并指出:这种以为在“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战线中一定要有资产阶级”的看法是不准确的,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,一条是“仍然维持此民族统一战线而反工农利益”的路,另一条是“为工农利益而反此民族统一战线”的路。原有席卷资产阶级介入革命的互助政策被指违反工农利益,在共产国际内部遭到否认。今后一段时间,党内“统一战线”常被贬义地用以指代资产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而形成的“资源的统一战线”,或专指敌对势力团结镇压革命的“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”。“民族统一战线”则是国民党要求民众遵守的虚伪口号,“现实是要工人增添生产,要农民加倍遵守田主,要战士更进一步地遵守主座,要灾民镇静牺牲,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”。总之,在大革命失败后很长一段时间,“民族统一战线”受到批判并被束之高阁。

随着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战略的转变,中国革命的政策也随之调整。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时代,中共代表团起草的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(即“八一宣言”),以“团结抗日”为招呼,提出确立“统一战线”之要求。中共在瓦窑堡集会上再次使用“民族的统一战线”口号,但在初期特别是在公然发言中仍郑重使用“团结战线”来表述这一转变。1936年8月10日,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,指斥国民党内一部门人敌视团结战线、指责团结战线“损坏统一”的论调,以为这种将 “统一战线”与“民族团结战线”对立起来的做法现实正是“团结战线”不能顺利开展的最大缘故原由。统一时期,毛泽东写信给杜斌丞、杨虎城、宋哲元等人,均提议应团结各方共建“团结战线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毛泽东否决将“团结战线”与“统一战线”相对立,同时又选用“团结战线”来表达与各方互助之意,亦是在与国民党的“统一战线”作区分。可见,为了保证表意流通,人们不得不遵照社会群体对某一词汇的使用习惯,现实体现了词汇对于表意的宰制。中共在主张“统一战线”之外,又有意且在一段时间内倾向选用“团结战线”,也反映了在大革命后再次开展与其他党派互助时的郑重。

瓦窑堡集会会址

若是说选用“团结战线”是中共郑重作为,并力争展现与其他党派同等互助的姿态,那么,当“团结战线”在大革命失败后再度使用时,“统一战线”为何能活跃于话语场呢?一样平常而言,一个语词若是能够完整且精准地传情达意,便不存在另一相近词汇活跃的空间。现实中存在两个意涵相近的词汇,至少注释在话语实践中二者的表意不完全重合,这样的差异即是相近词汇存续的基础。

这一时期,只管团结抗战已成为最大的共识,但若抗战方案仅停留于“团结战线”,若干有些模糊不清。在多方抗战方案的竞争之下,何种表述最为准确且最具实操性,这一问题频频萦绕着那时的理论界。艾思奇便曾表达了这样的苦恼:“团结战线”是现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提出来的“新的口号”,但这一战线却是“目的最单纯而内容最庞大”,“性子最容易明了而应用又最难题”,接受这一口号容易,而充实明白这一口号却不容易。一个词汇的意涵过于开放,指向不明,便极易被其他词汇替换。

显然,“团结战线”并不完善。因此,只管“团结战线”“统一战线”早已有之,一些报刊却将其作为“漂亮词汇”或“新术语”重新加以先容,试图在众说纷纭中重新厘定语词的意涵。统一时期,海内有关“团结”与“统一”的讨论业已睁开。邹韬奋不满“团结战线”被人称为“统一战线”,并指这一表述容易使人误以为“统一战线”即是要将“一切都统一起来”。他多次撰文指出,“团结是历程,统一是目的”,二者不能偏废,“要统一必先团结,惟团结才有统一”。陶希圣则对这一时期特别是两广事情之后的政局示意不满,频频强调“团结应当是真实的”,不能“只拿团结或团结救国的口号作招牌”,不能把民族运动转化为“否决中央的运动”。部门看法则要求“统一战线必须有统一的理论,统一的熟悉,统一的目的,统一的行动,更主要的是,统一的指挥”。

1936年11月14日,刘少奇就《致国民党书》揭晓后国民党内对国共互助态度讲述中央时指出:宋子文、孙科、阎锡山、傅作义及其他要人对国共互助示意支持,只有“陶希圣等照样用‘统一战线’来对立‘团结战线’”。一方面,国民党以“统一战线”整合抗战气力,意在以此作废其他势力;另一方面,读者无需更多注释即可明白“统一战线”与“团结战线”的详细所指,从侧面反映了时人对二者的区分早有共识。正是这一共识使得中共在行文中偏重选用“团结战线”。

应当说,中共与民主党派、地方实力派选择“团结”而非“统一”有着显著的政治思量,即在团结各派势力、扩大抗战气力的基础上,抵制国民政府以统一团结之名,行集权之实。只管中共倾向以各方团结来组织抗战,但倘若将这样的“团结”明白为松散的同盟则非中共本意。若是“统一”的对立面是盘据,中共肯定坚持“统一”;若是“统一”是要求一致,主张集权,中共则否决“统一”。正是对“统一”的双重认定为之后中共政策的调整奠基了基础。

统一时期,与“团结战线”主张相配合,中共力争通过强化“民主”,平衡“统一战线”所指向的集权意涵。1936年9月15日,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强调“确立民主共和国”的口号,以为这是“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发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”,既能保证抗战的普遍发动,又能保证抗战的彻底胜利。通过强调民主来约束“统一”,使“统一战线”和“团结战线”在中共话语内同时并存又各有偏重。

但不久后西安事情所引发的纷争打破了这一状态,把围绕“团结”与“统一”的争论推向热潮。1937年头,国民党组织发动“统一救国运动”,进一步强化“统一”以匹敌“团结”。现实上,国民党“统一才气救国”的逻辑早已有之,此时再度重申,是为西安事情的善后准备舆论基础,用以重整国民党中央的权威,铺垫其主导的抗战方案。1月9日,国民党CC系主导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公布《统一救国宣言》,主张抵御外侮必先到达“军令与政权的真正统一”,称“反统一”的势力有三,“(一)封建的残余军阀;(二)中国共产党以及所谓‘团结战线’;(三)为敌人作虎伥的汉奸”,并称西安事情即是“共党套着‘团结战线’的外衣,来袭击中国的统一的铁证”。16日,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提议天下性的“统一救国运动”,在国民党的支持下,设计征集十万人署名。为配合这一运动,国民党组织出书“统一救国问题”专辑、专文,激昂湖北、河南、陕西、山东、江西等地教育会诸整体响应。随后,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组建“统一救国同盟”。对这一运动的提议,叶青回忆称,那时潘公展与文化界人士就若何否决共产党睁开讨论,由于共产党的口号是“团结抗战”欠好否决,于是他主张开展“统一救国运动”,云云中共无法否决又“有损于共党”。基于此,运动主张要统一救国必须实现彻底互助,即组建“统一的理论、统一的熟悉、统一的意志、统一的目的、统一的行动”,组织“统一的指挥”的“统一战线”。一时间,“统一”之声鹊起。

为推进国共互助,1937年2月10日,《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》声明,将“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,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,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”。在给党内的注释文件中,中共说明以上各条是对国民党大原则上的让步,目的在于“作废海内两个政权的对立”。中共为促成互助已然自动作出实质让步,自然无需要仍执着于表述上的区分。3月,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,统一使用“统一战线”表述中共主张。 这一阶段,毛泽东阅读《辩证法唯物论教程》,频频思索民族抗战下若何处置敌我友之间的关系,即“统一战线”问题。书中回首苏俄革命历史,批判“少数派”将自身实践迎合于现实,在谈及应自动努力“推动各阶级的势力”时,毛泽东批注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详细地更好地推动各阶级的势力”。当书中论及“新火花派”只在记叙现实而无法能动指导斗争,无法定出关于斗争的准确口号时,毛泽东批注“现在斗争的准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而首先的问题是海内和平即国共互助”。可以说,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阅读与现实实践中,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作为一个牢固的表述稳固下来。

1938年,时任国民党自力出书社司理的潘公展撰文要求中共“莫玩名词的魔术”,并指责共产党从否决“统一”到“高唱‘以团结求统一’”,今后又将“‘团结战线’改成‘统一战线’”。中共因应时势调整修辞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向导权的争取,而是以退为进,将这一争取转至国民党的“主场”,围绕若何界说“统一”这一问题睁开。由是,问题的焦点不在应否“统一”,而在实现“统一”的详细历程与方式。谁来主导“统一”?以何种方式杀青统一?统一的最终状态是一个正当的政府,照样全体听从一个下令?双方论辩的同时,“统一”的寄义也得以进一步扩容。当“统一”这个国民党常用以要求集权的工具被置于“统一战线”组合中时,便与其原有的政治诉求相剥离。在今后的历史中,“统一战线”默认作为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的缩略词使用,在中共频频阐释与运用中,去除了在国民党话语中带有指向性的意涵。可以说,表述上的调整看似妥协,却可以消解国民党的语词武器,为己方赢得更多话语资源。

余论

经由一年多的调整,“人民阵线”“团结战线”等表述在与“民族战线”“统一战线”的竞争中落败,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作为一个排他性的规范表述在中共话语中最终稳固下来。从“人民阵线”到“民族战线”是匹敌战主体的进一步明确;从“团结战线”到“统一战线”是抗战形式的逐步厘定。看似几个相近词汇间的混杂纠葛,背后是多方政治气力来往、碰撞与隐秘的博弈,内里是中共应对政局重大更改所作出的理论调整。

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方案,而中共也不得不在与欧洲、苏联差别的环境下思索与找寻中国门路。从这一层面看,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可以被明白为一场漫长的“理论旅行”。对这一历程的探讨,总是要透过文本这一前言,当一个新的表述牢固为一样平常用语之后,其背后庞大的、动态的天生史便淹没在历史的层累之下。而一旦对过去庞大征象的形貌沉淀于结论性看法,知识接受者(包罗历史学家本人和读者)都市将其视为一种一如既往的稳固存在,忽视其未曾昭示的潜在特征。因此,进一步追问历史文献“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选择这样的词语”,历史中人用之表达什么头脑、实现怎样的意图并反映“社会的何种需求”,或将对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程有所裨益。

“词汇竞争”强调新观念引入之时对中文候选词的选择及候选项之间的竞争。一个新词最终落地,往往履历与现实语境长时段的磨合,如因歧见而起的争论、因误解而生的纠偏,词汇自身也只有在实践中频频校准才气出现清晰的界限,直至杀青被普遍接受的一样平常性共识。

在今后的历史中,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作为一个牢固的政治表述逐渐被民众熟知。然则,词汇与意涵之间还未形成单一的对应关系,“统一战线”的详细指渉还在浮动,国民党对“统一战线”的争取仍在继续,以何种“统一战线”作为抗战方案的争论也未住手。因此,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若何在今后成为中共向导中国抗战的主要标识,进而获得普遍且深挚的认同,这一历史历程同样值得关注。

(本文首刊于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20年第2期,原题《“词汇竞争”与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规范表述的天生》,作者夏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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